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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剧变来临时,如何应对

个人、群体、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被配偶抛弃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国受到另一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在内部触发，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国家内部的纷争战乱。个人和国家如何应对危机，

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有什么意义，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尝试解答的命题。

戴蒙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他的代表作品。

本文节选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原标题《椰林大火的遗烬》。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经历一场个人的巨变或者危机，有的人还不止一次。有些危机因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消解，另外一些却并非如此。国家也会遭遇危机，而同样地，一部分危机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治疗专家从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研究案例和轶闻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认识国家如何化解危机？

作为这本书的开端，我打算讲两个自己经历的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最初的可信记忆大概从四岁算起，当然有些特定事件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和普遍的说法是吻合的。我最早的记忆是五岁生日不久后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幸运的是）我没有亲历这场大火，我的父亲——一名外科医生当时的恐慌——让我间接地经历了这一事件。

1942年的11月28日，一场大火爆发在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CocoanutGrove，俱乐部老板使用的拼写）。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丧生，还有数百人经历窒息、吸入烟雾、被践踏和烧伤的痛苦。波士顿医疗系统的任务如此艰巨——他们不仅要处理大火带来的伤亡，还要治疗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比如说伤亡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悲痛欲绝，还有逃过一劫的那些人，他们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地相约在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又或者是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十一下，欢声笑语泯灭，只残留冰冷的躯体，受害人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他们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有些人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波士顿人（包括当时五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并非顽劣之辈，也不是恶人：他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受害人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所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和不愿接受事实的过程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阶段，他们从悲痛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人们旧的自我“马赛克化（mosaics）”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谈到这个“马赛克化”的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种极端仅仅是由于不幸同时降临于如此多的人身上——事实上，受害人的数量之多还引发了另一种危机——正如我们将会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心理学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个人危机，或者间接地经由亲属或朋友去感受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经历，还是多达492人亡故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用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我旅居于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们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而不觉的危机之中。科技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英国的独领风骚曾令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不幸的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帝国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如何解决长期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年到1961年间，昔日的巨人终于遭到临头一击：英国解散了余下的战舰，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并开始同意非洲殖民地的陆续独立；苏伊士危机更是屈辱地揭露了英国不再跻身于独立自强的世界大国行列的事实。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们关于自己国家身份角色的讨论在这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